与神同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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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同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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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有一个说法,宪政政体是基督教文明特有的产物。

参考肉唐僧文章《基督教是不是必须的》

上一篇里说到了美国秩序的根基起源,在这一篇里,我们继续探讨基督教对于当今美国宪政的影响。

自然法

宪政,就是用法律对统治者的权力进行限制。

宪政这个东西,作为一种法,又高于法律。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自然法。

古罗马人足够谦逊,认为他们的智力和言语都不够完美。只要是用人间的话写下的法律,就一定是有缺陷的。对于神的法律只能努力接近而无法达到。

神的法律,即自然法。

关于什么是自然法,没有什么人比西塞罗说得更好了:“真正的法是与自然契合的正确理性,投映到一切人身上;它连续不变,召唤着人们依据它的规定来尽自己的义务,并通过它的禁令使人们远离错误……对于真正的法,其神圣性不可能被贬损,其合法性不可能被扭曲,其效力不可能被废止。”

罗马人显然同意,自然法无法被具体表述,而且自然法高于人间的法律。

而希腊人的神没有这样的恩赐,拉塞尔柯克的话讲:"他们的神只是傲慢的象征,与个人良心无关,既不鼓励人类对永恒的渴望,也不明确宣告人类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他们的宗教)未能为他们的政治生活提供一个连贯的道德秩序"。

良心的自由

自然法和基督教的关系,要从两个神学家说起。一个是写了《上帝之城》的奥古斯丁,一个是写了《神学大全》的托马斯·阿奎那,“借鉴”了自然法来源于神的概念,以上帝之名,对自然法进行了背书。于是,基督徒就有了一个非常坚定、也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念——有一套法律,是来自于上帝的,是完美无瑕的,是高于人世间的法律的。

不惟如此,基督徒普遍相信上帝与人是有两次立约的——通过《旧约》,上帝给了以色列人以律法,具体内容就是摩西十诫;通过《新约》,上帝给予了人类[良心的自由]。那什么是良心呢?圣保罗认为,基督徒只有通过良心,才能理解神意,并得到神的恩宠。人的良心是属神的,是由上帝安放在他与人类之间的,作为仲裁者施与审判。

这个[良心的自由],对于清教徒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在天主教,教士垄断了对《圣经》的解释权,也垄断了与上帝的沟通权。普通人不能直接与上帝沟通。到了路德宗教改革主张“因信称义”之后,清教徒将《圣经》视为绝对可靠的指引和最终的权威。《圣经》里没提过的事情,清教徒便认为有按自己的判断自行选择的自由。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推论便是:良心既不归教会管辖,更不归国家管辖。于是再进一步:如果人类的法律包含了邪恶的内容,那么对良心就不再有约束力了;反之,人们在良心上有不去遵守的义务。

究其实质,“良心的自由”才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本质。它不仅在世俗的权力与宗教事务之间设立了一道防火墙,更以宪法的形式,确认了公民有不遵守恶法的权利甚至义务。

影响

总结一下,看看基督教文明对于宪政这个政治体制给予了怎样的思想和观念上的支撑:

第一、除了世俗的生活,人还要过一种属灵的生活。这种属灵的生活与佛教的因果轮回最大的区别在于,基督教要求信徒在现世,就要运用上帝给予的良心的自由,去感知神意,证成神恩;

第二、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属灵的生活,以上帝为媒介,实现了人与人之间人格的完全平等;

第三、基督徒们坚信有一种法律,来自于上帝,它完美无缺,高于现世的一切法律。在奥古斯丁和阿奎那那里,上帝只是取代了罗马的多神,为自然法背书。到了奥卡姆,唯意志论兴起,他主张,上帝之所以对人有约束力,并不是因为上帝的要求与理性相契合。善之所以为善,仅仅因为那是上帝的意愿。故此,自然法就只能是“(上帝)纯粹的意志,根本不以万物的本性为基础。”

从思想史、观念史的角度,启蒙运动可以说是人类以“理性”为旗号对上帝的一次僭越,尼采说“上帝死了”,就是这个意思。也可以说,启蒙运动是自然法的一次罗马式的泛自然神回归。虽然是僭越,但是“理性”总还是个高高在上的概念,前进时作为目的地,停泊时作为锚定,还都是合适的——虽然和上帝比起来,这个锚要轻很多。

但是人造之物,总是不免于被人轻薄侮慢的结局。理性主义大旗抗着走了没多远,边沁的功利主义法学盛兴。边沁是怎么评价自然法的呢?他说:“天赋而不可剥夺的权利纯属一派胡言,是修辞上的扯淡——踩着高跷的扯淡……自然权利论仅需要坚硬的心肠和死不要脸。它是彻头彻尾的无聊主张,与理性毫不相干,也经不起理性的考验”。那么,边沁的锚又是什么呢?“最多数人最大的幸福“。至此,词语世界里所有的压舱物,全部跌入凡间。人类社会像一艘没有锚的船,在“最多数人”中漂泊。“最多数人最大的幸福”,作为法律之上的东西,太轻,也太庸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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